我爸是城里人,我妈是村里人,他们结婚后第一个月就怀孕了,后来生下我。我爸和大老粗比算是文化人,我奶奶也有点文化,读的女校,会写文章,懂英语。不过为了求生计,在我爸11岁时她带我爸从重庆逃荒到信阳,送给李姓家抚养了,直到我爸结婚后母子才相认。
我出生后,我妈还在打工,我的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吧。但是由于我妈要上班,不得不把我四处寄养,先是在我大姨家,后来在我奶奶家。
我六岁的时候我爸想再要一个小孩,于是科技少女跑到我妈肚子里了。
我妈觉得我是个放养的小孩,很小就叛逆,不好,所以怀我妹妹之后,她就没在外面干活了,全心全意生下我妹妹,自己带。
相比我,我们家科技少女不缺爱。
那个时候我爸开始身体不好。他曾经由于是文化人,在文革时受到过迫害,还判了死刑(仅仅因为听收音机,被造反派搞了个罪名“收听敌台”)那时候能有啥敌台啊,但是架不住红卫兵的热血沸腾,天天斗我爸,最后给他丢到牢里去了。还好4年后平反,guojia赔了几千块钱。
但是几千块钱不够我爸养病。长年累月地戴着脚镣,骨头都磨出来了,所以他现在风湿骨痛很厉害。
我爸个性太刚,在他们单位搞销售,却不知道给领导的家属优惠,平时已经结下了不快,医药费报销不了,他又跑到局长办公室拍桌子,于是被停了8个月的工。
那是我妹妹刚出生那一年,我正好满7岁,去上小学。那时孩子户口必须随妈,我想在我们当地上学就必须交借读费。我交不上,我们班主任(女的)不止一次当众打我。
那是我们家最难熬的8个月,家里颗粒无收。班主任要听上级的,必须把我的借读费催上去,而我家没钱,连酱油都要找邻居借,借到后来没有人愿意借了。
我爸就去上访,多次被遣送回来。有天夜里有人来敲门,我妈去开门,我去偷听,来的人说我妈,再不把我爸叫回去,就会被判刑的。
那个年代又没有手机,我妈怎么把我爸叫回去啊。
也许是我爸玩命的上访让上面很烦吧,最后我爸的工职恢复了。但却被分配去打鱼饲料。鱼饲料是颗粒状,要打成粉末,然后装袋。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去看过一次,一个小屋子闷热到根本不符合人类生存的条件,而且灰大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坐在外面掉眼泪,我爸像泥人儿一样出来,给我买了一根冰棍儿,一毛钱。冰棍儿是糖精掺水做的,用力吸有一种怪异的甜,把甜味吸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没味道的冰块儿。我让我爸用力吸,去尝那种甜。他不舍得吸,只舔了一下,心满意足地朝我笑。然后他擦了一把脸,天气嚎热,我看到他脸上很快又蹦出那种农民工特有的硕大的汗珠。
不久后我爸办理病退手续,工资比以前少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报考师院,因为学费低。
我妹妹在慢慢长大,家里根本供不起两个孩子,于是我妈又出去打工。曾经单位向我爸承诺,由于他文革时受到迫害、35岁还没找到对象,将来结婚后单位会给他找的老婆转户口,并给一份有编制的工作。
可惜,这些承诺都成了空口白牙。也许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送过礼吧。
我妈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最后在我爸单位当了临时工,一直没有转正。
我毕业以后,我爸觉得我能写东西,从高中起就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他想让我进他单位办公室当个文员。“坐办公室”是一份挤破头的工差,我爸很天真,他以为他去和局长谈谈,把我写的东西复印一份给局长看,局长就会惜才。
他错了。局长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是在局餐厅里端盘子。名曰“基层锻炼”。我怀疑他递上去的我写的东西,局长一眼都没看就丢到垃圾桶了。
我就这样做了一名光荣的机关食堂服务员。我从小到大没伺候过人,有一次上手擀面,我把桌子转来转去给每一个客人盛面条,那天局长招待副市长,我把面条挑起来,面条又不争气地滑下去,汤汁溅了副市长一脸,局长勃然大怒:“你不知道把盆端到一边去分好再端上来吗?!”
我顿时觉得自己超蠢。
但是我还是很努力想把工作做好,毕竟这是铁饭碗,是我父母希望我一步一步走进“办公室”的基石。
后来还有一天,我们局的办公室主任来吃饭,我正拎着两个热水瓶往包房走,主任问我,小李,筷子在哪儿?我说在消毒柜。第二天我就被骂了一顿,那个主任说:“我问筷子在哪儿并不是需要你回答我筷子在哪儿,而是让你拿给我。”
大叔啊,我当时手里拎着两个暖瓶,已经忙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你自己没长手啊?
我干得很烦,每天晚上还要洗餐具。盘子不用我们洗,但是小碗和小碟子得洗。一洗就洗到天黑,一大水池子餐具。
我们局院儿里有一座假山,一个水池。有天我看到局长在那水池边看鱼,若有心事。我就去问,我到底要在基层锻炼多少年?
他大概有三分钟没有回答我的话,非常尴尬。那种表情语言就是“你这个丫头片子根本配不上和我说话。”但是我想,我问我自己的未来有错吗?
在巨大的空白后,他见我仍很没眼力见儿地不舍不弃,便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你干你的活,想那么多干什么!”
我说好的我知道了。
第二天我跟爸妈说我要辞职。不就是铁饭碗吗,我不要了。
我妈坚决反对,但是我爸支持我。
第十六天,我没有再去上班。
当时我每个月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篇稿费一千来块钱,顶我一个月的工资。我爸说,你喜欢文学,就往这方面发展吧。
正好西安的一家杂志要人,我爸和我买的是最慢的火车,票价53块钱一个人,站了13个小时,他把我送到西安。那是2005年,我22岁,干了三个月,把自己人生中存的第一个三千块钱汇给了家里。我自己在外面,只吃最便宜的饭菜,连6块钱一份的盒饭我都嫌贵,我吃凉皮,只要一块五。
期间我往《幸福》杂志投稿,还挺顺利,认识了千北、南在南方、伊蒙、雷姐姐,等等非常单纯善良的人儿。同年伊蒙叫我去武汉工作,说杂志还在招人。我就去了。面试时很紧张,因为《幸福》在那时候也算大刊,总编说一口湖北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一直低着头,觉得自己需要做出回应的时候就拼命点头。千北是上半月主编,南在南方是下半月主编,他们都对我挺欢迎。就这样鬼使神差地,我在武汉留了下来。
做杂志其实很轻松,一个月就交一次稿,奖金按上稿版面算,在两千到四千之间。我有了更多钱资助家里。空闲之余我还写稿子在别的杂志上发,《爱人》、《女报》、《家庭之友》这些。其实收入已经不算低了,比当时的公务员高。但是我妹开始读大学了,我想替家人攒更多的钱,我只租了一间150块钱的房子。
那房子没有窗户,潮湿漆黑。唯一的家电就是灯。
打水要到公共区域去打。厕所也是公共的。由于每天早上打水的人特别多,我就会在晚上打一盆凉水,好用于第二天早上洗脸。但是第二天洗脸的时候总觉得水有苦味,我打电话给初恋,他说是因为老鼠在里面尿尿。有个夜里他坐火车过来,在我睡着后打死了两只老鼠,每打死一只都把我叫起来看。那老鼠大得可以演恐怖片。他特有成就感,我困得要死,瞅一眼就睡了。
后来我租了个好一点的房子,带厨房和卫生间,还有冰箱和洗衣机,都很袖珍,一个月房租将近四百块钱。我还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我们一下班就一起去租碟子看。
在那期间我写了一本书,后来出版了。写得非常恶心,大意是三个哥们喜欢同一个女孩,还都喜欢得要死要活的。我非常后悔出那本书,可能每个年轻的女孩都有过公主病吧。
在《幸福》做了两年,我认识了几个《知音》的编辑。《幸福》是武汉市妇联的杂志,《知音》是省妇联的杂志,肯定是高一阶嘛。《知音》那边的编辑喊我过去应聘,当时《知音》的待遇非常好,除了丰厚的底薪,每上一篇稿子还有三千块钱左右的编辑费。而且每个月给你十天的时间出差,随便你上哪儿去玩,出差补贴照给。缺点是竞争厉害。
我当时心里很乱。除了工作,还有一个大我14岁的、我喜欢的男人在追我。感情和工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便辞职在家里呆了半个月。半个月后我想通了,我要去《知音》,至于感情,顺其自然。
进了《知音》我才知道什么叫痛苦。我编辑后发出来的稿子,第一篇,就被人写了检举信,说是假稿子。单位有法务部,专门核实稿子的真假,那个部门有个男同事,对我很善意,他让我看了那封检举信,他说这明显是内行人搞的。
他提示我,小姑娘,你太嫩了。
编辑费高(上稿才有),编辑又多,每个月平均一个编辑只能上0.8篇,如果某一个编辑一个月上了三五篇稿子,就意味着好多人要打光头。所以那种生存环境是惨烈的。
单位没有处罚我。几个月后,我们和主编在一次吃饭,主编辑忽然悄悄问我,是不是出差约稿时坐在别人腿上喝酒。
我一下子崩溃了,我从来没有心思去坑任何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对我无中生有。下午我一直发抖。当然那时候脸皮薄,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气势宏伟地卖情趣用品。我当时只是觉得很委屈,为什么要这样造谣,我到底惹谁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娟儿,我在Q上跟她说了两句,她马上跑到楼上来安慰我。我在她怀里哭了一场,她说你要是在意别人的谣言,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快乐。
擦干眼泪我就变成了一个混球儿,谁爱怎么说怎么说,去他妈的。后来我的一个男同事,因为被一个女同事抢了作者,他在办公室放话,说那个女孩肯定是被谁谁谁睡过,瞧把脸都睡黑了。我一笑而过。原来谣言就是这么来的,哪怕你没有想过坑害任何人,只要你做得比别人好,你就是罪人。
我在知音工作的日子非常难熬。有的编辑很猛,一个月上好几篇稿,就会搞得有人没饭吃,然后底薪减半,三个月后没底薪,再三个月,待岗。
我在那里学到很多很多的写作技巧。我以前觉得《知音》、《故事会》都很俗,我拉屎的时候都懒得看。当我开始审稿的时候才知道看花容易绣花难。《知音》非常讲究故事性、可读性,和结构。当时的一篇稿费是六千到一万,写通俗文学的多半都想上《知音》,又有几个能经常上?我在那里学会了最基本的结构——以故事的横剖面开端,在黄金分割点高潮,在结尾煽情。
我编辑出来的稿子经常被老编辑骂得一文不值,于是我把他们帮我改过的文章打印下来,一遍一遍地读,一遍一遍地体会。
后来领导觉得我可塑,就坐在我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给我改稿子,我站在后面看。
在那残酷的环境下我在成长。有多残酷呢,你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生活,连团建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稿子。吃饭,睡觉,都在想稿子。你没有任何一点时间属于自己、属于生活。
还要对付同事之间的尔虞我诈。
两年之后我累了。开始动辞职的心思。当时我在外面的投稿收入不少,我想找个人结婚。
婚后的第二年,我获得了一次去澳洲参加笔会的机会。说是笔会,其实就是杂志社出钱叫你出去玩。由于我上稿量多,我是以作者的身份得到的一份名额。但是单位不准假,我要想出去玩,只能把工作辞掉。
我左右思想还是辞了。
在澳洲我们去了很多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有天去一个海滩,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只记得我们回酒店时的路上经过一个广场,好多年轻人跳广场舞。他们好开心啊,一点焦虑都没有。还有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在跳,是发自内心的放松与欢乐。我和娟儿不由自主地参与其中。那一刻我觉得,我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回国后不久就怀了糖糖。那一年风调雨顺。虽然我妈一直没有转正,但是我给她补交了三万多块钱的社保,她也可以领退休金了。我父母也买了新房子,不久后我妹妹大学毕业,进了新浪的分公司,很快就做了总助。
我也靠稿费,首付了一套小房子和一辆小车子。
孩子出生后,我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知道自己实力不够,我一直忍着。孩子两岁半送进幼儿园,一个月后我进了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在旗下的都市报写深度报道。我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心灰意冷,不与外部门的同事打交道。有天我二叔打电话来,说想把孙子塞进武汉的某所名校,我惊呼我哪有那本事?!我二叔说,你还是记者咧,连点办法都想不到吗。讲真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出去采访,碰到好事还好,人家配合;碰到不好的事,人家不打我就不错了。我们领导有一次出去采访矿难,还差点被人要了命呢。
我叔很有钱,他说为了孙子上学花多少钱都可以。我说花多少钱我都办不了。
那时候我瘦到90斤,一根棍儿一样,无需健身都有马甲线。监利翻船的那一年,我得到消息是早上7点多钟,8点多高速就封了,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急急赶上我们报社的最后一台车去监利。招待记者的酒店已经住满,一个好心的旅社老板安排我和我一个女同事住他家,睡了第一个晚上我全身被跳蚤咬得包与包摞起来。晚上开选题会要开到三点,早上六点起来去等新闻发布会,我瘦得,让同事帮我带条内裤回来换,她给我买了一条儿童内裤。
白天要搞报社的事,晚上要给杂志写稿赚外快养孩子,真的是写稿子写到哭。回来后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厌倦了不停地看到真实的苦难,厌倦了人世间的麻木不仁,厌倦了呕心沥血写完稿子却由于别人的上下活动而发不出来……那时我在报社的年终奖是三万多块钱,我想辞职,又想等那三万多块钱,就坚持干到了年底,拿到年终奖后,我再也没有回去。
辞职后我已经有了一点底气,因为我写公号自己来了七千多个粉丝。那时候没有广告,光靠打赏是不够生活的,我就把车卖了,我心想管他成与败,破釜沉舟罢。好歹我现在有房子,这是命运意外的馈赠,收走了又如何?无非是回到最初的苦日子。反正我就算在苦日子里,也没有怎么样。
写了一年公号之后我碰到子鱼,她拼命帮我吆喝。我的粉丝从七千涨到七万,再到七十万,一百万。我还请了助理,我成了前同事口中的红人。这一切都令人措手不及,我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在这里还要感谢我妹妹的疯狂回馈。在我招第一个助理的时候,她已跳槽到深圳,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到中层,薪水也很高,当时她才26岁,义无反顾回来帮我。我们注册了一个文化公司,她打了鸡血一样管孩子的事儿,说要把幼儿园落下的家校联动积分全补回来,于是我完全不管家里的事儿了。
这三年来算是顺遂,也获得了一些自由。但是从成长历程来看,我还是感谢我所有吃过的苦。没有深刻的经历写不出好稿子。我曾写过一篇女孩爱上高山守塔人的故事,故事里面很多内容出自于同事出去采访回来叫的苦,她说太冷,冻得脚都没有知觉。她看完我写的稿子,说我写“砸冰取水”这词会让人误解为把冰砸开就有水取,事实上是把冰砸开还是冰,把冰块拿到屋里火炉边去化成水。我说其实我知道是这个意思可能我在文字里没表达明白。我们跑过很多城市,与很多人交谈,有的高高在上,有的卑微如蝼蚁,做记者的这些年,让我阅尽人间冷暖,也生出慈悲之心。
除了对目前自己的这方寸之地万分感激,也很感激所有能get到我的读者,感谢你们的认可,感谢你们的共鸣。亦要感激自己吃苦得来的工作积累。可能穷怕了的我,当时工作只是为了稿费,今日才发现它培育了我的生存技能。这是真正的无价之宝,使得我离开任何一个平台,都能活着。
有人也许会问,当记者到底能有多苦?有搬砖苦吗?我没搬过砖我不知道,但是记者确实很苦。我那个全身假货的记者朋友,在武汉发洪水时还来着例假,在齐腰深的污水里做现场直播,折腾十几个小时,卫生巾都没法换。我出去采访,人家不接受采访,我就在门口站着,淋着大雨一直央求,手机一响就是领导在骂我,叫我采访不到人不要回去;我去殡仪馆采访受害人家属,被人家轰出去,说晨报来问一遍,晚报来问一遍,日报来问一遍,都市报来问一遍,有完没完?我是坐了13个小时的长途客车才到的殡仪馆,下着极大的雪,每个厅都在办丧事,家属哭他们的,我哭我的。我哭得莫名其妙,只是觉得人活着如此悲伤。
现在,今天,我在无数的刀尖舌浪上滚过,已变得蠢猛无惧。我很庆幸今日的我无病无灾生活安然,也庆幸我经历过的每一份工作、每一个男人都成了我生命中点点滴滴的积累。所有的半途而废都是成就,所有的匮乏苦痛都是成长。人活到一定年龄,就会发现自己只是一辆列车,亲人、爱人、工作,都在不停地上车下车,唯有自己必须孤独地向前驶去,没有终极陪伴。
但是我们可以有终极信仰。
有信仰的人,苦乐皆为意义。
我喜欢张嘉佳的一段话,他说:“愿人们沉睡时,纷纷梦到永不落地的星辰;愿人们喝醉时,纷纷想起年少曾读过的诗篇。”
致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无论你今天在经历艰难还是确幸,深爱或是离别,日后回头望,不过是我们渺小的情感所幻化的若梦浮生。此一生,与众人同行,数岁月流转,享春华秋实,命运已足够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