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奶奶以前很阔。
她有一把很美的扇子,小时候我总想偷走它。她有钱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以前她有一条金链子,三岁的小孩戴了它都会跑不动。
在我们那个地方,关于我奶奶的传说太多了。
她和我爷爷出奇和谐的盲婚,她刚嫁过来惊动整条街的美貌,她从我太奶奶那儿继承的很多臻美首饰。
当然大家的谈资也包括我爸爸。
大家说,我爸爸娶了个神经病,并且为了这个神经病,把家产都败光了。
据说那条很重的金链子,就是为了给我妈治病而变卖的。
2
这些事我知道得并不清楚,像隔了一层雾。当我懂事以后,我只知道自己并不是奶奶最宠爱的那个小孩。
过年的时候给压岁钱,我的红包在最下面,堂哥堂妹的都给过了,才轮到我。
我怎么知道他们的就比我多?因为有一次我捡到了堂哥的红包,他像个暴发户一样,把红包放在屁股兜里,那个兜太浅,红包掉了出来。
出于好奇,我打开看了。然后郁闷了很久。
妈妈看我不开心,会给我一点钱,让我在街角的那家杂货铺里买点什么。其实当我走向那家杂货铺试图要买一些糖果、头绳或玩具的时候,心里很想哭。
我想告诉大家,我妈妈不是神经病,她对我很好,她从不发火,温柔得像八月夜晚的月光。
3
但我只把这些话告诉林子健,杂货铺是他家的,赚了我的钱,就有义务听我吐槽。
林子健家挺忙的,晚饭吃得很迟,每次他妈都三催四请的,他才会从我这个已经吃饱、纯属出来娱乐的人身边离开,边走边回头,说,你等我哈,等我一下,我吃完马上回来。
林子健算不算很八卦?他大我一个年级,成绩平平,我想经营杂货店是他人生中最理想的出路。
我呢?我不同,我相信我妈,我妈说以后我会很有出息,像她那些在美国或是德国的同学,要么做医生要么做律师。
我问林子健知道美国在哪吗?林子健说不知道,我指了指地上,说,我们挖个洞,挖通了,到地球的另一边,就是美国了。
林子健很惊奇,他平时看店,忙得都没时间看电视。其实我也是从电视上看来的。
我继续卖弄我的文化,我说你知道美国现在是几几年吗?
林子健说,难道不是1990?
我说,切,天真,人家比我们先进50 年,已经是2040年了!
4
2040年远没到来,时间规规矩矩地做好时间,就像大部分人规规矩矩地做人。
我们度过了令人惶恐的千禧年,那一年至少有20 种千禧怪的形象出现在报纸杂志电视上,偏巧我又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学习,结果全世界平稳地来到2000 年甚至2001 年又没发生点什么时,我反倒有点失望。
更令我失望的事情还有我爸主动下岗了。那时候流行下岗,但并不流行主动下岗。
我妈对此毫无意见,她在水利局一如既往地上班,只是我发现家里的洗洁精洗发露都兑了水,冰箱里屯着夏天便宜的死虾子好留给过年用。
虚假繁荣啊。我在心里叹息。当然最最令我失望的事情是我们整条街都搬迁了,少了林子健听我吐槽,我觉得很寂寞。
更糟糕的是我连他的新地址都不知道,我们家又老是搬家,没有固定的电话号码,我们失去了联络。
5
后来我去了北京上学。
其实我挺不喜欢这个城市的,像罗大佑唱的那样: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却越来越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
但我妈有个老同学从美国回来,在协和医院做大夫,她说他可以帮我。
我特别听我妈的话,从小开始,或许是因为别人背后的议论让我觉得我妈是个无辜的受害者,而我不想忤逆无辜的受害者。
总之我就去了北京。
2002 年年底,我留在北京,我妈的老同学杨叔叔在医院给我找了份难得的实习活儿。
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自从那年他下岗以后,我就对他有一种莫名的排斥感,即使后来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干得不错,但我总觉得他有点无厘头。
比如他这次就在电话里让我多囤几瓶白醋,说他的朋友告诉他,在广东,现在这玩意儿卖得可贵哩,并且买不着。
无稽之谈。我说。
6
后来证明我错了。
2003 年“非典”就开始真正影响全国了。
我们学校有先见之明,放假放得早,我和杨叔叔请了个假,说回家看我妈,其实我去了广州。
那时候我有了林子健的联系方式,我就是特别想去看看他。没想到一到他们学校,才吃完一顿饭,还没看清林子健到底发育成什么样了,我就作为一个外来人士被隔离起来了。
真不知道是他们隔离我,还是我应该隔离他们。我被关到了他们学校最靠北的一栋新楼里,那里面全是外来人口,天南海北的,又管吃又管住,还管看电视和玩儿。
伙食比北京的学校强多了,肥腻相间的叉烧吃得我很快油光满面,没事的时候我只好到楼后面的空地上运动。
空地的边缘是一堵美丽的铁栅栏墙,也是我们这些外来人口和认识的亲戚朋友面对面对话的唯一窗口,还是非法的,因为前面有保安把守,不得不开辟这个非法通道。
林子健来这儿看过我几次,因为小时候太熟了,我觉得他一点儿都没变,只是变大只了。
而且他还是那么八卦,连我奶奶现在给我多少压岁钱都要问。但我对他的八卦劲儿是真心喜悦啊,连几年前我爷爷过世,我奶奶把那把美好的扇子陪葬了的事儿都说了。
他在我面前永远像是长不大并且没文化,说哎呀那么好的扇子要是给你多好,陪葬干吗?
我白他一眼,你懂什么,那叫爱情!
或许林子健不懂爱情,但追林子健的女生懂啊。
她叫了几个人一起到铁栅栏那儿来找我,和我谈判,那几个姑娘的眼睛七上八下盯了我一通,然后七嘴八舌地说,哎呀你来这儿干吗呀,林子健和我们家喵喵本来都好上了。
我一听,气得心肝疼。
没几天,我隔离满15 天,没犯病的迹象,被“释放”了。于是我选择了一个自认为很侠义很酷的做法:不辞而别。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仔细想想,没劲透了。
我发誓再也不来广州了。但叉烧真的很好吃啊。我打包了很多,在火车上一边哭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哭。
还没走,我就想林子健了。
7
我奶奶老了,自从我爷爷过世以后,她就老了。非典那年又被吓得住了差不多半年的医院。
有一次她甚至问我,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奶奶的那把扇子吗?等我出院了,送给你。我吓坏了,那把扇子都已经陪葬了好吗?
我问奶奶,那扇子哪来的啊?奶奶说,那个叫琵琶扇,和家里的首饰是一套,嫁过来的时候,我用那扇子遮着脸。
我哦了一声,想不出那个年代男女的逻辑。为什么嫁人还要遮着脸?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就可以让爱情更长久一些吗?
这样想的时候,我又想念林子健了。
8
非典一过,我就回北京了,又念了三四年,2008 年的时候才正式毕业。
实在是太不喜欢北京了,我回了家乡,在市第一医院找了份工作,做的是《实习医生格蕾》里面说的最没有挑战性的、只有那种没有性生活的医生才会做的康复科大夫,主要面对中老年人群。
杨叔叔表示很惋惜,他一直觉得我可以当一名很好的脑科专家。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么多年来我背负了一个沉重的秘密,尽管这个秘密似乎人尽皆知,但唯独在我们家从不被触碰,我妈妈在年轻的时候确实得过神经病——确切地说,是某种抑郁症。
我在大学的时候,记起了小时候的很多事情,包括每天晚上我妈必须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睡了以后怎么摇都摇不醒。
爸爸为了赚更多的钱,通常都在上夜班,我为了找爸爸,常常在杂货店一等就是大半夜。
而林子健这个憨货,每次都强睁着眼睛陪我。大人叫他去睡觉,打他,他都不走。
那时候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他,无论将来他是个怎样的人,因为他知道我的秘密以后还陪伴着我。
9
可是2012年都快过去了,还是没有林子健的消息。
随着那个世界末日说的日子越来越靠近,我决定豁出去了,我要打听一下林子健的消息。
我去了老街,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那里其实早已变成了新街,还有几个以前认识的邻居在做生意。
奇怪的是,我一到那个地方,卖皮具的张阿姨马上说,林子健找你,你晓得伐?
卖饰品的李阿姨说,林子健找你,你晓得不?连忙着给手机贴膜的范叔叔都说,林子健找你,你晓得不?
我故作镇定,边摆弄他们店里的东西边说,可是我一直都在城里啊,他怎么会找不到我。
他们一致认定林子健是个憨货,说他的大脑估计少根筋,在寻人这方面真的很不在行,倒是把服装生意做得很好,不信的话我可以去街角看看,他的店就在那儿。
一出他们的视线范围,我就小跑了起来,远远看到了一家“林美服饰”。
我有点想哭,又想笑,这时候我更加想偷我奶奶的琵琶扇了,我想遮着脸进去找林子健,不让他一眼看出,我林美,真的来了。
我终于来到了你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