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手

天明在外需要搀扶，与他出行的人会被他牢牢地挽着。和他熟一些后，我就主动牵着他的手了。牵手应该是他更加常用的姿势，最初和他见面时，他牵住了我，然后又改为抓住我的手腕。一般来说，就算是情侣，也不会在公众场合挽手共行。这样对人敞开的姿态，让人有时生起温暖的感觉。

这一天他穿漂灰色的卫衣，软牛仔质地上有几处破洞装饰。黑色工装裤，搭配荧光绿间深灰的布面运动鞋。天明跟我强调，「这一身都是我自己买的。」天明从不用盲杖，「用着不习惯」，他说。

我们慢慢走向停在路边的出租车，我在前，天明在后。我松手，看着他摸索地开门坐进车里。他一如既往，坚持坐在副驾驶座。系上安全带，天明拿出手机，仰着头，双臂将手机捧到下巴前方，用面部识别解锁，摆弄很久，迟迟没能让屏幕前端的摄像头扫描到他的脸庞。他用的是苹果的最新款，刚到手一两天，还不上手。

屏幕解锁了。天明把手机抬到左耳的高度，右手手指在没有亮光的屏幕上反复滑动，扬声器随之跳跃出旁白。手机旁白语速被他调得很快，以缩短播报时间。因为大脑的视觉皮层参与了听觉信息的处理，盲人的听觉处理语言的速度比非视力障碍者要快得多，这个接续不绝传出的机械性女声，除了天明，司机和我显然都没能听懂。

「这个大桥快要修好了，能省好多车程，对不对？」放下手机，天明主动和司机聊天。「我听微信群里人说的，从今以后要方便多了。」天明做了十几年的播音工作，说话洪亮，话音上扬，又在句尾收拢，给人清朗俏皮之感，讨人喜欢。两人谈话的间隙，司机好几次转过头去看天明的脸，又很快回头，仿佛在确认什么。

藉助旁白功能，天明和「健全人」一样熟稔地使用手机和计算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享有智能手机的种种便利。当然，天明作为视障者，要完全独立地生活，是困难重重的。目前社会所提供的便利，还不能很好地保障残障人群「充分和切实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确保生活在「机会均等」、「无障碍」的环境中。

打车软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他的出行。在这个城市，打车是他最常用的出行方式；如果在残障设施发达一些的北京，他可能会选择自己搭乘地铁。出租车是天明自己在APP上叫来的。

一个常拉天明到省会机场去的拼车师傅就向我夸赞：「天明可厉害了！他用手机比我用得还要好。」他载天明，有情义在其中。有些司机是不愿意拉一个盲人的。「我要是载他去，只能载他一个，不能拼车。」到了机场，他要把车停到地下车库，然后扶着天明到登机口去。

「毕竟，他和别人还是不一样嘛。」

盲人

「我从不把自己当盲人看。」天明说。

问起有没有因为视力障碍而被歧视过，天明的回答很干脆：「不会啊，我有很多健全人朋友。我的生活圈都是健全人。」天明在这座城市开过按摩店，顾客时间长了就成为朋友。「还有的朋友是别人介绍的，有的是坐车认识的，有的是网上聊天、微信加好友认识的。多了去呢。」

天明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剪辑音频和做自媒体主播。但在中国大陆，绝大部分的盲人从事按摩业，囿于狭小的生活范围，「他们不出门，365天都呆在店里」。

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上，为视障者提供的就业岗位仅占不到百分之六，而其中最多的职业类型是工人、按摩师和文员。不止选择少，实际招聘的过程中对视障者的隐形门槛也时时存在。视障者职业选择的单一性，自然让中国的视障人群缺乏更加多元化生活的可能。

天明不喜欢和其他视障者来往，因为「没有共同语言」。

天明口中的那些视障者们日会交谈的内容无非按摩的生意或生活的琐屑，「很多人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按摩、上班、下班、睡觉，平时也没有事，总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天明若是说自己到哪儿逛街去了，会被冷嘲热讽：「眼睛都看不见了，还要出去，真会折腾。」

残联开展的活动天明也不喜欢参加，像是盲人围棋比赛、盲人卡拉OK比赛，「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残障。」他说，如果不限定是不是残障人士参加的话，他会有点兴趣。

天明选择生活在盲人社群之外。

爱唱歌的孩子

先天视力障碍的天明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家长大。当地没有盲校，身边的同龄人都去上了小学，天明却没有书可读。因此从四岁到十二岁，是收音机陪伴了天明，也给了他最初的教育。

白天，大人在田里干农活，孩子上学去了，小小的屋子空荡而安静，天明独自对着收音机，听上一整天。「我最常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还有英语电台我也听，赖世雄英语，一个胖胖的台湾老师。」

邻居的小朋友放学后，常聚在一起玩泥巴，天明想加入，但小朋友不喜欢跟他玩。天明想了办法，「跟我玩就让你们有水果吃」，渐渐就被接纳了。

天明的性格受奶奶的影响。「奶奶经常带我去串门，告诉我嘴要甜。」天明说，奶奶特别特别刚强，不会麻烦别人。看上去有点严肃，但本质上非常慈祥。她皮肤特别好，本来是地主家的小姐，皖南事变的时候和爷爷私奔结了婚。但在他十二岁时，奶奶去世了。同一年，爷爷也离开了。而天明被送到了外地的残障学校。

上学是天明一直的期盼。最开始他不太习惯寄宿学校的生活，「打热水的时候，经常会被烫到手。」但他适应得快，入学一个月，学认了盲文之后，天明就跳到了五年级。「因为我聪明，什么都会，科目太简单了，每次都拿满分。」

天明入学那年只开了一年级和五年级的课。学校人少，聋哑学生占大多数，视障学生只有四五十人，一班大概十个人。盲人普遍入学晚，他是整个学校年纪最小的。读一年级的学生中，最大的有十六七岁的。

天明聪明，学习好，而且「嘴很甜，见人就喊」，老师都喜欢他。天明从小听着广播爱唱歌，像是『黄梅戏』、『三个和尚』这样的儿童歌曲，他十分娴熟，常被老师叫去办公室唱上几首。到后来，天明负责了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工作。

和天明最亲近的老师是一位团支书，是他念书时期记忆最深刻的人。他教数学，是个年轻的男人，「又高又瘦，身高有185，大哥哥似的，没有老师架子，也不凶」。他经常叫天明去他宿舍玩，给他很多照顾，天明感觉自己被宠着。「我挺依赖他的，什么事都告诉他。」

去实习前，天明跟团支书吃了散伙饭，他哭了，「我真的不想毕业。我说毕业了就再也吃不到好吃的了。」入社会以后，好一阵子，天明都难以适应那个空缺。

天明在残障学校念了小学和初中，十九岁正式毕业。课程五年，另外的两年专门学习中医推拿。推拿是初中开始就开始教的，老师一再向他们强调：「一定要把中医推拿学好，这是你们的谋生之路。」爱唱歌的天明，也顺理成章地开始了按摩师生涯。

体育老师

出了学校，天明去到北京的一家按摩店实习，日复一日，每天给不同的顾客按摩，疲惫地回到没有冷气的屋子休息。实习期将满，天明没有料到自己的命运将要不同。

「你的声音很好听，普通话很标准。你喜欢听广播？」

他是大学的体育老师，天明的顾客。那天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天明诧异，「是啊，你怎么知道？」

「感觉的。你应该往这方面发展。」

天明的手在男人的皮肤上使力。「我也不想做按摩，多累啊。」这是个大大咧咧的壮实男人，天明从声音和触摸了解他。天明对他说，自己从小听广播长大，喜欢唱歌，也喜欢书和文学。

男人成了天明的常客。推拿室的帘子围出低沉幽暗的方寸，两个人断续地聊天。和客人聊天是常事，但男人的话不是闲谈。男人总是鼓励天明：你这么聪明，说话又好听，为什么不走音乐、语言或是节目主持的方向。

「你要把自己整理一下，学一些东西。师范大学有中文函授班，我可以帮你报名。」天明面露喜色，但此刻的他实习期将至，在北京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天明没有说到他的去留，男人却先开口，「你在这里住太委屈自己了，没有空调，天气多热啊」，他于是邀请天明到他家来住。

和约定的一样，几个星期后，天明跟着男人到了他家，一切都很自然。男人给天明的感觉象是之前学校的团支书，但他要更粗犷。推开门，男人就笑着说「不好意思，没有收拾」。好像他能看得见似的。在天明的回忆里，那间屋子的确够乱的，到处都是东西。

那天晚上开始，天明在屋子里住下了。他没有工作的几个月里，男人给他生活费，给他报名了函授班，帮他找到了一个媒体公司的工作。男人把天明当作自己的小弟，大家都说，「你这个大哥对你真好。」天明也觉得，他的确对自己很好，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业规划，都在无微不至地在帮助自己。男人时不时会跟天明讲，他想照顾他一辈子。

天明过生日，男人送他一个手机作为礼物。天明开始用手机跟同事联系，和函授班上的同学请教问题，也和之前的同学聊天。让天明感觉到男人有一点「奇怪」的是每次打电话之后，男人总要问很多，象是对方的性别，什么时候认识的之类的细节。如果是男生，他会过问很多，女生的话反而问得少。

天明上下班是男人接送，他若要出门，只要可能，男人都会陪他。而男人每次和朋友聚会，包括同学聚会，总要拉着天明一起去。他不想去，男人就死缠烂打地求天明，直到他心软。第一次聚会的时候，男人很直接地对他的朋友们说，「我找了个盲人小弟，你们要是觉得给你们头上抹黑了，就立马走人。」

关系变化的触发点出现在天明和男人一起生活了两年的时候。天明接到家里人的电话，说父亲脑溢血，情况不好，要天明回去看看。男人不放心天明独自出行，于是两个人一起到了天明的父母家。

天明的父亲半身瘫痪，生活起居需要人照料。男人一到了天明家，就帮天明父亲洗澡更衣，抱他上下床，甚至帮他处理便溺。在此之前，天明只是提及自己在北京住在一个好心的大哥家里，没想到那个大哥竟然一起跟着到家里来了。

家人生疑，质问男人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又叫天明不能再和他来往，惹得村里人都来看热闹。

那是天明第一次看到男人流泪，他还对天明的母亲说：「阿姨我真的没有什么目的，我是觉得照顾天明挺好的，我真的什么目的也没有。」

愤怒的天明使劲和父母大吵大闹。他不愿男人再受委屈，呆了两天就离开了家。

回北京的那天晚上，男人喝了很多酒。天明走过去拍男人的肩头，叫他不要再喝，男人却起身把天明抱到了怀里。他已经喝醉了，鼻腔里的酒气盖在天明的脸上。天明被他搂得动弹不得，然后就听见他幽幽的声音：「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一直都暗暗喜欢你……我想和你生活一辈子，一直照顾你。」

天明没反应过来，「好啊，被人喜欢怎么不好啊。」男人的话语变得沉重急促，「那是爱人之间的喜欢，你懂吗？」男人又给他看他写在电脑里的日记，上面写着，「第一次在店里按摩就暗暗喜欢上他了，只是不敢说，觉得这个小孩特别聪明，也挺不容易的。」

男人和天明说起同性恋是什么一回事，天明对此一无所知。男人对自己的照顾，奇怪的过问，「一辈子生活」的暗示……原来不只是兄弟之间的情谊。在那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男人是同性恋者。天明才发现自己一直未曾察觉男人一直没有表露的心意。

男人的袒露让天明心里不太舒服，「我要回家静一静。」天明一个人回到父母家，他没再接男人的电话，短信也不回。他甚至接受了母亲的建议，筹划在当地开一家按摩店，商量租店面的事情。

在家的第八天，一直打来的电话却忽然停了。这反倒急坏了天明，他连忙回电话给男人，却无人接听。天明心中涌起一片空荡，通过邻居联系男人的状况，才知道原来他正卧床不起，病得严重。「你哥高烧，不吃饭，在家躺着。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天明心慌如焚，他要立刻回北京。母亲正准备按摩店，知道天明又要离家，气得要和天明断绝关系。天明依旧直奔北京，他在车站让工作人员帮忙叫出租车，又拜托司机把他扶到男人的住处，让警察把门撬开。

那一天男人躺在床上，说话已经神志不清。叫了救护车，医院诊断男人得了肺炎。天明放声大哭。男人醒来，看到天明在病榻前，神色激动。天明呜咽地说，「哥，我想明白了，我再也不走了，我和你在一块吧。」

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天明发觉，自己骨子里可能就是个同志，只是之前没有发觉。

天明生日的时候，男人把银行卡放到了天明那儿，让天明管家里的经济，男人取钱时要向天明报告，求得「批准」。

关系确立之后，生活的内容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动，只是天明发现男人愈来愈依赖自己。男人外表刚强，其实内心柔软。男人出差时会不停打电话给天明，说他到了哪儿；晚上他在宾馆，会和天明煲电话粥聊到手机没电，又充上电接着聊，直至睡着。

就这样过了十几年。

宝宝与玫瑰

那一阵子男人总是流鼻血。鼻血来得断断续续，但并不影响生活，天明也不知道流鼻血在男人的脸上是个什么样子。直至一个下午，他在隔壁的房间，听到炒锅砰磅落地，随之是男人轰然在厨房倒下的巨大声响。男人被送去了医院。诊断书很快给出了：急性白血病。

天明无论如何没法接受。他眼下只能每天熬粥端到医院，一口一口喂给化疗射线下的男人。天明想，就算是卖掉所有东西都要救他。他们卖掉了房子和车子，到后面，天明一天只吃一顿方便面。疾病让两人一贫如洗，天明开始公开筹款，联系可以配型的捐髓者，还背着吉他上了广场，虽然他原先觉得街头卖艺和要饭是没有差别的。

男人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父母都组建了新的家庭，他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弃儿、被嫌弃的「野种」。所以当天明通过媒体朋友把男人的父亲请过来时，男人气得颤抖。「我恨他。」男人叫父亲滚，坚决不想见到他。

天明和朋友们一次次劝说男人，他最终答应了接受自己父亲的帮助。男人父亲的骨髓配型很成功。

到了骨髓移植的手术日，一场浩大的手术从上午八点开始。男人的朋友、同事、学生都来了。手术前，男人抓着天明的手，情绪是高兴的。「我这次听了你的话，因为我还想好好照顾你。」天明说，行，我们都等你。

手术室的门关闭了八个钟头，最终医生告诉他们已经尽力。男人的全部脏器皆已衰竭。

男人的父亲没让天明参加葬礼，但一年后，他带天明去了男人的墓地。天明捧着男人喜欢的玫瑰花，放在墓前。他还在家做了很多好吃的带了过来。天明手摸墓碑，上面凹凸起伏，是男人的名字。

天明在男人的碑前，反反复复地唱歌。『你是我的眼』是男人喜欢的曲子。正午的烈日酷热地覆盖在旷野粗粝的沙土上，他唱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哭着被拽了回去。

每年清明，天明都会联系男人的父亲，去给男人扫墓。

「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回忆。」天明永远记得，男人不在家的时候，会打电话嘱咐自己做饭记得关火和煤气，最好不要切菜，去买现成的食材。他们假期喜欢出游，而最常去欢乐谷。过山车惊险刺激，男人每次都把尖叫的天明搂在胸前，「不怕，抱紧我！」爬山的时候，男人会告诉天明常说的「火红的枫叶」是什么样子，并把叶子放在他的手中，让他反复触摸。

「我不后悔我是同志，」天明说，「因为生命中有一个人，对我这么这么的好。」

他永远记得，男人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菜，老头老太太们问他，天明是你的什么人，男人总是会跟他们讲：「他是我的宝宝。」

生活在别处

男人不在的生活抑郁而空洞，做什么都使不出劲，天明觉得四处无时不刻都有男人的影子。

后来，他在网上也断续试着谈过几个，都觉得不合适，没有开始。「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的标准很高的，」天明说，更多的人是只走肾不走心，他很反感这个。他要的是能够厮守至暮年的感情。

也只是到今年，天明才稍微走了出来。他摘下了男人留给他的玉佩，想要有新的开始，「好好生活，不让他失望」。

天明北上来到这个东北小城已三年，一位听众给了他住处。那位听众是他口中的「朋友」。这位朋友的母亲，后来被天明认作了干妈。

天明现在手头带着一支团队，给传媒公司做音频节目。离开北京后，他一直没有去找领固定工资的工作，「我不喜欢给别人工作。没意思。」在东北他开过两家按摩店，生意不好做，陆续关门，于是两个人搬回市郊的老房子里。

屋子是平房，隔成两半，一间住着两个老人，一间住着两个壮年。从小院到屋内，还住了两条巨大的牧羊犬，六只猫，一只仓鼠。一回到家，天明就蹲下来在猫笼前用手指逗猫。猫咪温顺地用爪子触摸天明的手指。

他和他的朋友共享一个房间，炕上大床，床边一大张电脑桌，还架了播音话筒。天明常常弯着腰低着头在键盘上敲击，处理他的工作。计算机显示屏是黑着的，不需要开。读屏软件的声音会帮他使用计算机。

他想搬出去开工作室，「我不想再住他们家了。」最近他在筹款，因为迟迟借不到足够的钱，有些闷闷不乐。天明更不愿回到家乡，因为「不自由」。

一家人每天吃两顿饭，像是古人的作息。傍晚四点，天明的干妈在面向庭院的灶台上炒菜，天明就坐在门边，侧耳听手机。开饭的时候，天明的朋友还没有回家，他的工作常常要到很晚。

天明最先开吃，他熟悉餐桌碗盘摆放的位置，因此可以自己摸索着夹菜。而天明的干爹身体不好，神志不太清楚，需要干妈把菜舀到碗中。干妈看两个男人都吃上了饭，给自己倒了一玻璃杯的白酒喝起来。

房间响着电视机的声音，天明不时和干妈聊天。他们背后是衣柜，柜门贴着一张照片，是这家里四个人在一艘游轮上的合影，天明戴着墨镜，干爹坐在轮椅上。他们的背后，是湛蓝的渤海。

晚饭过后，我和天明散步。秋日的村庄静谧而优美。小村现在的居民，大多都已过了退休的年龄，偶尔会看到两三个老人坐在家门口聊天，有的在轮椅上坐着，有的拿着拐杖。

步行在村中，俯仰即是各户自种的农作物。田里满地垂穗的黍与苞米，是极目的柔和的黄。低处的屋瓦有南瓜静静地长得硕大。鱼塘边，枝叶摇摇的梨与苹果结实累累。野生的花色泽很美，明黄艳橘，铺展在墙根。大棵大棵的枣树下，篱笆攀着玲珑的山葡萄，深红枣子散落了一地。

但季节流转下的一切视觉，天明都没能目睹。

我拉天明踏入野草丛，他习惯性地仰着头，伸直手够到了架上一串饱实的葡萄。天明看不到葡萄的色相：葡萄是干净的蓝黑，微微蒙了层糖霜，丰盈的美。我摘了两颗给他吃。果皮在指间裂开，淌下紫红的汁水。「太好吃了。好甜！」天明说。他三十多岁了，神情和语气很多时候像个孩童。

一只猫跑过，然后消失，留下晚照下的土路。

「有猫！白色的。」我说。

天明问我，「你怎么知道的？」——这是他的口头禅。每当告诉他一件以视觉判断的事情，他都会用惊讶的口气回应。我带着理所应当的口气说：「因为我看到了啊，已经跑过去了。」再一次，我立刻意识到，他看不见。

经验是不可描述的：有视力者如我，不能想象盲人如何搭建起对世界的认知。无视力者，无法通过思考抵达视觉。视觉对人而言，不可说。

我忍不住问天明，「你觉得什么是视觉？你觉得，健全人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其实这无异于「何谓时间」、「何谓空间」之类的大哉问。

天明却很快给出回答：「眼睛看到的是外表。但我们都能看到内心。而内心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