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步，中国人的性实践、性观念和性关系经历了一场性革命。这场性革命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性（sexuality）的概念，甚至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的概念也不能独立存在，而是被淹没在更大更综合的“初级生活圈”这个实体之中；就像“人”从来也不是指个体，而是一直被包含在“家”里一样。

在性的实践方面，中国人在1919年之前的社会存在形式是由一整套规矩给框定住的，人们的任何一种性实践都必须符合下述的规范：

以生殖为首要目标（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

以婚姻为主宰；

以夫妻恩爱贬斥浪漫情爱来调节性关系；

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性的精神禁欲主义）；

以男性的“劳色伤身”为性活动的量的极限；

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

以“防患于未然”为社会控制手段；

以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为年龄界限。

这种文化传统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被初步打破，但是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它曾经死灰复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其巅峰状态：“无性文化”。

30年前，中国的性研究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开始的。

在西方社会，从20世纪初直到80年代，学术界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它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

在中国，性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被一些学者从日本引入的，在80年代初被重新提及。这个概念来自而且对应于上述的西方“性的科学主义”，而且至今仍然在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

当今中国的“性的科学主义”有5大特征。

生物化：把性仅仅归结为生物属性；

男女化：排斥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

生殖化：把性置于生殖的统治之下；

行为化：主要从行为的角度看性的现象；

阴茎中心化：把阴茎插入阴道作为性的标准表现模式。

可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性的国际研究领域中，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社会建构的新视角，开始强调性的社会文化意义。

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发展，也有力地挑战了性的科学主义。有关社会性别与性之间的关系、性框架中的权势关系、性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开始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始日益重视性的社会文化特征，开始引进与发扬“性的建构主义思想”，开始推进“性—社会性别系统”的研究，特别是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概念及其理念。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尚未形成一种思潮。其实在中国，民间的性相关的词汇非常丰富，只是主流社会不予承认而已。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十届中国Sexuality研究的年度会议，把主题确定为“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其中有一个分会专门讨论“性”的概念，并且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Sexuality是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涵盖生物学意义上的性，但是还包括性别认同与性身份、性取向、性爱倾向、情感依恋等等内容。

这些内容通过幻想、欲望、信仰、态度、价值、行为、实践、角色和关系得以表达，是生物、心理、社会经济、文化、伦理和宗教或精神诸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

中国最近30年来在性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既不仅仅是参加者与研究成果的增加，也不仅仅是社会影响的扩大，而是sexuality与社会建构思想的引入、强调、推广以及把它推向主流化的不断努力。

这表明：中国的性研究虽然社会阻碍较多、起点较低，但是能够从基本理念与指导思想上迅速地从sex跃升到sexuality，从生物决定论迅速地提升到社会建构论。这才是值得中国研究者骄傲的最大成果，也是必须持之以恒的历史使命。

20世纪80年代初期，妇女学的信息开始传到中国。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第一次同中国妇女研究者合作，与天津师范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会上明确用“社会性别”这个词来介绍gender这个新概念，引起震动。

从生理性别概念走向社会性别概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在当今中国，社会性别概念的逐渐普及，来源于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而且与中国的妇女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但是，当这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的时候，带上了强烈的女性单一性别的色彩和异性恋的色彩，而gender的另外一些含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即中国的LGBT [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者）】研究和实践。

尤其是，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往往混同于妇女研究，甚至仅仅囿于“女性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性认同的研究，包括男女同性恋、跨性别、易装等等，在中国主流的女性研究领域中几乎踪迹全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若干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开始讨论女性主义研究和同性恋研究的关系。

此外，社会性别与性不仅仅应该是紧密相关的，而且应该是同一个系统。但是，遗憾的是，除了个别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如李银河）关注性的问题以外，中国的女性研究者还是羞于谈性，顶多谈论到性骚扰、性暴力等性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