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一句谚语叫「Elephant In The Room」，中文意思是「房间里的大象」，用来形容那些触目惊心的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

对于不少同性恋者而言，「老去」这个词就像一头沉默的大象，它缓缓的向你走来，不发出半点声响。

而在这头大象背后，则是一个「不被看到」的千万级的人群——老年同性恋者[注]。

「不结婚不成家，又没有孩子，你老了怎么办？」、「你会孤单吗？」、「你不遛狗，不带娃，也不跳舞，那你干嘛呢？」、「你生病了晕倒在家里没人知道怎么办？」……

今年65岁的杨达光发现，这不仅是他自己需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每一个同性恋者都需要去回答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需要去回答的历史性命题。

01

「我是性变态？」

1978年，在学校图书馆的那本青春期性教育小册子上，他看到上面赫然写着「性变态」三个字，这是书中对于「同性恋」的解释。

那一年，生于1954年的杨达光刚刚24岁，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研究生招生，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从家乡广州来到北京一所知名高校学习。而「我是性变态？」这个疑问，在他心中一藏就是11年。

1979年，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大众电影』杂志的一期封底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是由格林童话灰姑娘改编的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花』男女主角拥吻的剧照，这张在现在开来平淡无奇的图片，却在当时的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你们在干什么！」、「腐朽」、「毒害人」……批评指责的读者来信一窝蜂涌进了杂志社的邮箱。

当时的中国，在公众场合拉手、亲吻是不被接受的，「性」更是一个「肮脏」的禁忌话题。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杨达光从未质疑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主流意识形态。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男人到了一定岁数就是要和女人结婚的。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去认识熟人介绍的女孩子。

与此同时，他当然知道，自己从小学时就隐约察觉对身边的男孩子有好感。16岁之后的青春期，他也明显感受到自己对某个男生有特别的好感。但是由于没有一个概念能定义和解释这种隐隐的情感，他一直都没太把这一点与众不同放在心上。

直到1978年，考到北京的杨达光，带着他的困惑翻开了学校图书馆中一本青春期性教育小册子。而无论是这本小册子，还是书本报纸、广播电视，所有声音都告诉他，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性变态」。

这让他感到不安和恐慌，但是他不想给自己贴上「性变态」的标签。更何况，由于从未和同性有过交往的经历，他也无法明确自己到底是不是同性恋。「我是性变态？」他说，「我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的。」

「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冲动，但你又知道那冲动是不好的。当时我非常的害怕，但是又没人可以说。」杨达光告诉我们，那是一种长时间持续的巨大压抑感和恐惧感。与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对于自我的疑惑和恐惧，直到今天都是他内心的阴影和希望能够遗忘的过去。

在往后的很多年里，他不断地在交往女朋友，但怎么也走不到谈婚论嫁的那一步。家人朋友问「哪里不合适」，他也解释不清楚。对于结婚的紧迫感，也并非出于家人的催婚压力，只是一种惯性，「不会有其他的想法，所有人都在结婚。」

02

「我没办法阻止他们一个个走进异性婚姻」

时间一晃，1989年，杨达光已经成了一名35岁的大龄单身青年。在一个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一天，他经历了一个令他终身难忘的傍晚。

那天他一个人逛公园，身边的一位着装体面的男士打量了他一番，便上前搭话。杨达光在与他的闲谈中，隐约感受到一种类似「心有灵犀」的彼此吸引和好感，便互相留下了电话。

「真不知道当时怎么那么大胆留了单位的电话，」他说，「只觉得看到了一丝光亮。」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和这位叫陈伟的男士很快便熟悉起来。杨达光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与他的关系，但他知道，见到陈伟时，他会开心，会心跳加速。而即使是短暂的分开，他也会想念。

一天晚上，陈伟提议到杨达光的单身宿舍留宿。杨达光有些不知所措地同意了，他为陈伟铺好床铺，便说「我去隔壁睡就好。」陈伟突然笑出来，轻声骂了一句，「你真是神经病。」

那一晚，杨达光与陈伟发生了性关系。「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反应，但是却享受其中」，虽然时隔三十年，杨达光依然对那一晚的体验记忆犹新，「这种体验是很难忘的，我的身心一下子就打开了。那种接触、交融的冲击可以用『毁三观』来形容，但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

虽然与陈伟的关系让他快乐，但是他对于自身以及这段关系的疑惑一直伴随着他。「我们这样是不是同性恋？」、「我是不是性变态？」这些疑问依然让他困扰。但是他却想明白一件事，「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一定要为自己活着。」

从35岁那年开始，杨达光不再去相亲了，因为他知道，「虽然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但那一定不是我要的生活。」

就在杨达光做出这个决定的一年后，1990年5月17日，联合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正式将同性恋从当时的疾病名册中去除。这意味着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不再视同性恋为任何疾病或非正常，这些组织代表着国际主流观点：同性恋不需要任何治疗，是人类性倾向中的一种正常类别。然而，杨达光并不了解这一变化正在发生。

1993年，38岁的杨达光离开了北京的研究院，回到老家广州，进入了一家跨国企业担任管理岗位。杨达光发现，在新员工入职培训中，公司提及了一项名为「多元化」的员工政策，称同性恋(homosexual)员工可以享受与异性恋者相同的伴侣福利。

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常委会重新修改的『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以下简称CCMD-3)将同性恋从「病态」中划除，此项改变是中国同性恋去病化的重大里程碑。

这些改变对于全世界的同性恋者而言，意义重大。但这一切并不能在一夜间改变人们对于「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认知。

由于杨达光在外企担任管理者，身边的同事不是外籍人士就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华人，他们普遍不会过多过问杨达光的个人生活，有些性格开朗的同事甚至还会在开玩笑时鼓励他出柜。

显然，能在那个时候就完成自我认同，并能够身处这样一个对同性恋相对包容的环境的同性恋者屈指可数。也正因如此，杨达光的几个男友最终都以「家里催着结婚」为由与他分手，「我没有办法阻止，只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认识的朋友一个个走进异性婚姻。」

杨达光至今都记得，他的一位同性恋朋友在走进异性婚姻前对他说的一句话，「只能找一个对性要求不高的妻子了，不结婚怎么办呢？」

03

「滴！老年卡」

杨达光在外企就职那些年正是外企在中国风头正劲的几年，在1993年的广州市，职工平均月薪才522元，而他会购买价值2000多元的西装。2004年左右，职工平均月薪涨至2585元，那时他的一套西装则要一万多元[1]。

「到香港买护肤品，基本上没有太大压力。平时和朋友聚餐大多也是五星级的消费场所。」虽然他并不是爱慕虚荣的人，但较高的收入的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财务上相对宽松。1997年，他用两年的时间在广州购买了一处房产，那时的房价，一平方米3000元。

然而故事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出现了变化，54岁的他被公司裁员。虽然得到了一笔补偿金，但一下子失去了收入，只能依靠积蓄生活。「日常消费水平不会太高，和朋友吃饭的场所也会选择普通一些的。」杨达光说，退休之后，真正让他感到不安的，不是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下降，而是孤独。

退休后，杨达光和同事们的关系一落千丈，从往日的朝夕相处，变为微信上的点赞之交。过去亲密的大学同学也不再密切联络，「我们没有共同话题，他们讲家庭、讲孙子，我无话可说。」他的兄弟姐妹也都过着各自的生活，虽然关系深厚，但日常也不会有太多接触。

有时，杨达光会在白天坐在小区里，看着过往遛狗或抱孙子的同龄人，不再像往日那样忙碌。不过很快，他便找到了事情做，加入了公益组织「同性恋亲友会」为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同志忙碌起来。

干练的他，虽然已经将近60岁，但是他从没把自己和「老」这个词联系起来。「身体发胖，皮肤不再光滑，开始出现斑点」，他都很自然地接受，在他看来，「只要心态不老，就不老。」

很快他就60岁了，那一年，他收到了一张政府发来的交通卡。那天上公交后，他照常刷卡，但车上的语音提示却让他脸色大变，「滴！老年卡。」一时间，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看向他。那一幅幅眼神像刀一样挑拨着他的神经。紧接着，几位年轻人纷纷站起来给他让座。

那一声提示，让杨达光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

同时，60岁之后，他每个月都会收到一笔退休金。「每一次的银行短信都在提醒你，你是老年人。」

亲朋好友也会询问，「不结婚不成家，又没有孩子，你老了怎么办？」、「你会孤单吗？」、「你不养宠物，不养花、也不跳舞，那你干嘛呢？」、「你生病了晕倒在家里没人知道怎么办？」……

似乎所有的声音都在问杨达光，「当同性恋者老了，怎么办？」

杨达光发现，这不仅是他需要回答的问题，而是每一个同性恋者需要去回答的问题，更是这个时代需要去回答的历史性命题。

04

「如果你发现我朋友圈没动静了，请一定要联系我」

「他们身在这个社会当中，但是人却在社会之外。」杨达光这样形容中国数量巨大的老年同性恋群体。

近年来，虽然「同性恋」早已不再是人们闭口不谈的话题。但老年同志群体，则更像是透明人一样，集体失声，处于社会边缘。

「同性恋都是西方传来的新概念」、「现在的小孩是不是觉得同性恋很酷」……实际上，这些社会上的误解也与老年同志群体的集体失声有着直接关系。杨达光说，虽然近些年，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更多聚焦在自我认同、家庭接纳和艾滋病防治等话题，就像对自身的认知也是一步一步推进的逻辑一样，老年议题在这几年才慢慢开始被关注。

「这其实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需要有人去公正理性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引导公众客观地看待他们。」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资深分析员柴宇阳告诉我们。

而这也正是杨达光试图去做的事情，「要解决疑问，就要了解需求，前提就是找到他们，」2014年，杨达光与一名广州高校历史系老师共同发起了「广州老年男同志口述历史」项目，试图与志愿者们一道去寻找那些「不可见」的老年同志，去倾听他们的故事。

超出意料的是，项目推进的难度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在项目开启后的三年里，他与团队先后接触了近百位老年同志，可他收到的回复更多是拒绝。即便他反复强调会对受访人匿名处理并严格保护个人信息，也鲜有人愿意讲述过去的故事。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讲述？」杨达光说，中国在2001年将同性恋「去病化」之前，那些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老年同志在他们过半的人生里都背负着「性变态」的标签，「他们直到今天都会觉得这是病。」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这都一辈子了」、「不想回想起过去」、「万一被别人知道，会影响我现在安宁的生活」……在与这近百位老年同志的接触中，这些推辞让杨达光感到震撼，他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给他们带去了多么巨大的阴影，「那是他们心中一辈子也抹不去的阴影。」

如今，口述史项目已经开展了近5年，虽然至今仅有9位老人接受了他的邀请，但这些年来与老年同志的接触，让杨达光深深走进了老年同志群体。

「养宠物」、「带孙子」、「下棋遛弯」，这是今天的社会主流对于老年人生活的刻板想象。杨达光说，老年人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他们也有情绪，也希望结交新朋友。同样，他们也不是「无性」的，他们也有活跃的性需求，「而这一切都是不被看见的。」

「他们同志的身份不被看见，同志自身的需求不被看见。即使是社群内也没有人去关注他们。」杨达光说。

「你无法想象他们的孤独」，他说，目前的老年同志活动多是自发的，非组织性的。一些居住在城市中的老年同志，多数人拥有稳定的养老金收入。但也有很多人没有稳定收入、单身独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老年同志的生活处境更令人担忧。

一位年过70岁的老年同志的生活境遇一直令杨达光难以忘怀，「他虽然有自己的住房，但由于单身独居，平时没有人说话。他的身体又比较差，有一天他自己晕倒在家里，他的家人因为见他两天没发朋友圈，第二天才急忙赶到送医院。后来他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至今住院卧床。」

杨达光如今也是单身独居，很难说自己不怕「孤独终老」，他会开玩笑的跟身边的一些好友说，「如果你发现我朋友圈没动静了，请一定要联系我。」

05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谁都有可能面临孤独终老的那一天，」杨达光说，走进婚姻关系的异性恋者也免不了孤独终老的可能，同性恋者则有更高的概率。尤其是生于1980年代后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更要有长远的考虑和规划。

「婚姻的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分担生活的风险和成本。」杨达光说，同性恋者在迎接老年生活时，要比异性恋者做更充分的准备。

首先是财务上一定要有积蓄，可以考虑投资、保险，保证自己的财务安全。其次是身体健康，要从年轻的时候就留意，一定要有风险防范意识。要有保持联络的社交网络，即使是伴侣先于自己离世，至少还有自己的社会支持体系。

除了这些所有老年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杨达光说，对于同志人群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迈过「自我认同」这一关，无论如何规划生活，一定要做到自我接纳。不然到老年时，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会带来很多问题。

如今，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在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的确是一个时代命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资深分析员柴宇阳对淡蓝说，如今在很多大城市都已经开始试点社区巡访制度，每天由社区工作者上门服务老人。而除了社会养老体系外，还出现了日益多样的商业养老服务，「越来越多的的老人开始接受商业化的养老服务，开始愿意为此付费。」

如今，杨达光参与的的口述史项目已经开展至第五年，他说未来无论形式如何，他的工作永远不会停下来，「每个人都会老去，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