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史书记载的女同性恋

直到20世纪，女同性恋（lesbian）这个概念才被引入。但这不意味着，此前女同性恋不存在。

诚然，女同性恋没有像男同性恋那样，一度受到很多迫害。但究其原因，只是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女性难以获得和男性同等追求爱的自由与独立的机会，只能依附于家庭、婚姻。

这让她们之间的感情不易被发现，也就显得更“无害”。

历史大多是被男性书写的，女性的情欲较少地被记录下来，即使有，也是以妻子、女儿、母亲的身份，而不是她自己。所以，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女同性恋的踪迹，甚至只能推测她们之间的爱恋，却无法证明。

古希腊时期，女性地位很低，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男性也很少与女性进行深度的沟通。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写道：

“只有和男人在一起的少男才是最优秀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时处于勇敢、雄壮、刚阳，被同声同气的人吸引。……他们天性上就对娶妻、生养子女没有兴趣，要不是忌于法律，他们宁愿不要结婚，而与同类男人相守。”

女同则未曾留下类似的文字记录，人们只能从诗词中的蛛丝马迹来猜测，在两性因文化地位而产生性别隔离的状况下，女性之间可能存在着与男性之间类似的关系。

到了近世，女同性恋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污名与迫害。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她们可能会被处以死刑。

再往后，女同性恋又被视作社会下层用来毁掉忠贞的上层女性、让贵族女性放荡的工具。一些时评家开始攻击政治对手的妻子是同性恋。

到17-19世纪，西方流行起女性之间的热情相处，这种关系被称作浪漫的友谊，甚至成为了异性婚姻的替代品。她们常常互通大量书信，但是否有性接触无从得知。

在那时，倘若一位女性和男性保持这等亲密的关系，那她的名誉必然受损，而和女性保持这种关系则无碍。这看上去是自由与包容，实则仍旧暗含着对女性之间情欲的漠视：她们之间的爱情不算爱情。

可以说在西方，女性地位的低下和对女性的漠视，让女同性恋躲过了一波波的迫害，却也让她们在史海茫茫中失去了踪迹。

19世纪末，由于缺乏对女同性恋相关的认识，性学家开始分类、描述同性恋行为时，认为女同性恋是女性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不认同，是一种精神疾病。

因此，当时的女同性恋或者隐藏自己的身份，或者选择完全跳脱在主流社会之外，塑造一种亚文化。

在中国，女性之间的情欲同样不被史书所记载，所以我们只能从《聊斋志异》等小说中寻觅到女同性恋的踪迹。即便如此，据《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统计，明清涉及同性恋的39部文言小说和66部通俗小说中，只有10部提到了女同性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伊始，但男女仍旧分校，只有在张竞生的《性史》等文献中，才找得到现实中的女同性恋。

直到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女同性恋群体在这个数万人的会议上，为自己争取到了一顶帐篷，喊出了“女同性恋权利是人权”的口号。多个女同性恋组织向会议施压，最终，妇女具有控制自己身体和性权利这一条，被写进了《行动纲领》。

在这一刻，中西方被漠视的女性性权利一同被看见了。但迫于种种压力，仍旧未将女同性恋的权利明确指出。

“试过男人就好了”

到了互联网时代，性少数女性的声音仍旧被漠视。

2018年，同性恋内容在微博被清理，网友立即自发响应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而在2019年，Les超话被禁，直到第二天，声援活动才出现，而整个活动的可见度与规模，都远不及前一年的#我是同性恋#。

在百度搜索“同性恋”相关图片，第一页中只有一对女同伴侣。

唯有在色情制品中，女同性恋才是广泛存在的，她们存在于直男的臆想中，存在于3P的想象里，她们是性客体，这让“女同性恋”词条长期占据各大色情网站的搜索前列。

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人漠视着女同性恋的存在，仅仅因为她们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她们的爱情只是“好闺蜜”；哪怕是已经出柜的女性，也往往会听到“试过男人就好了”之类的话。

根据欧洲最大的LGBTQI媒体集团DIVA Media Group的调查显示，79%的人认为，男同性恋相较于女同性恋可见度更高；在工作场合，有47%的性少数女性因为性别而感到不适，有27%的性少数女性因为性取向而感到不适；有1/3的性少数女性因为性取向遭到过言语或者身体的虐待。

在性别与性取向的双重倾轧下，女同性恋面临的不仅仅是失声，还有性别暴力、甚至矫正性强奸。

哪怕和部分男同性恋一样，迫于当下的社会压力进入了异性婚姻，女同性恋可能又会面临另一层压榨：

在传统家庭分工中，男性常常占据了经济主动权，而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庭义务”，从无偿家务劳动到生儿育女，由于处在性别不平等的劣势地位，女同性恋从骗婚中获得的利益实在有限，还承担了很多家庭责任。

女性x性少数，未来的路在哪？

为了打破偏见，消除歧视，获得与异性恋群体同等的权利，性少数群体在世界各地开展着各式各样的同志运动。

可即使在这些运动里，女性依然是被忽视的。

国际LGBTI联合会（ILGA）在1978年创办时，名称为国际男同性恋联合会（IGA）。而即便在成立次年的档案中，就发现有少数女性成员的存在，这一组织却直到1986年，才将代表女同性恋的字母“L”加入到组织名中。这种现象在各大同志组织的创办史中并不罕见。

20世纪70年代，由于同性恋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男同性恋沙文主义”倾向，女同性恋者们越来越不满。“比利提斯的女儿”(美国早期重要的女同性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戴尔·马丁，在1970年撰文，声明与同性恋运动分道扬镳，转而拥抱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结盟。

马丁指责说，当时的同性恋平权运动由男性及男性的“兄弟情谊”为主导，十五年来都在忽视和排斥女性的诉求，她们在同性恋运动社群中找不到接受、平等、爱与友谊。

她的声明代表了一群在同性恋运动中发现自己被忽视和噤声失望的女同性恋者，她们在女权主义中找到了同盟。在女权主义阵营里，不同性取向的女性可以共同反对对于女性的压迫，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与政治声音。

而从70年代开始，受第二波女性主义影响，女性的社会可见度逐渐提高，Lesbian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

注：第二波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者的一场社会运动，最早开始于1960年代初的美国，内容包括争取性别平等、生育权、堕胎、避孕、离婚、女性的工作权利等，也让社会开始关注家庭暴力及婚内强奸等社会议题。

在今日日渐商业化的同志骄傲运动中，女性同样不可见，中产阳光男同性恋的形象深入人心。在英国，33%的女同性恋和43%的女双性恋表示，从未参加过性少数社群组织的活动。

好在，还有不少人在为女同性恋的权益而努力。

Diva Media Group上线了女同性恋可见度周，在提供各种课程的同时，展示了100位活跃在各行各业的性少数女性，还发起了#ThisIsMe（这就是我）线上活动。

在中国，与LBT+有关的小组也越来越多。

但我们要知道，女性的弱势地位，会让所有女性失声；女性的性客体地位，会让更多人假装女同性恋不存在。

在性别与取向的双层倾轧下，在家庭、社会、工作场合的重重压力下，女同性恋的境遇改变，绝非几个小组、几场线上活动，就能快速改变的。

异性恋霸权的统治下，每个性少数都是受害者。

而男权社会中，每个女性都是受害者。

唯有真正的平等，才能让失声的女同性恋，发出她们本应拥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