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

同性恋是人类性取向的一种形态，和主流的异性恋者相比，一般认为它的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大概3%到5%。

这个比重看起来不显眼对吧？但放在咱们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里面，也有 5000万到7000万 之众，再加上他们的父母，那么受同性恋影响的人口至少也有1.5到2亿，这显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社会现象。

今天中国社会里面同性恋者的可见度也越来越高，我想请在座各位想一想，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认识同性恋者？我想现场到一席来听演讲的观众，也许多少都会认识一两位吧。

其实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同性恋者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他们隐藏在社会边缘的角落，如果不重回异性恋的正轨，结婚生子，就难逃孤独终老的宿命。这是来自于主流社会的看法，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志社群内部也是这样的认知。

“飘飘”与“绞人”

我是重庆人，在川渝一带同性恋者被叫做“飘飘”，他们活动场所叫做“飘场”。因为在当地居民的印象中，那些同性的男人一辈子也无法安定下来，就像秋风中的落叶，注定飘荡一生。

成都的同志圈里过去流行“绞人”的说法，“绞”在四川话里是有纠缠和结合的意思。我们一般说某个同志在和谁“绞人”，意思就是说他和谁纠缠在一起，他想和谁谋求一个长期的情感关系。

但是如果回到四川话的语境中，“绞人”这个词一般是不会用来形容异性恋恋爱或者婚姻那种正式关系的，而是常用于概括受到质疑的情感关系，比如说婚外情。成都的同志圈里惯用“绞人”这个词来描述同志关系，我想多少是带有一些负面的含义，说 这种关系是临时的、不正式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李银河老师对中国男同性恋者做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众多的同志关系中，带有情感基础的比例非常低，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交往和性方面非常活跃的男同志，即便有一小部分人想去挑战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去追求长期的情感关系”也是不被身边的朋友所鼓励的行为。

今天的同性恋者和历史上那些爱慕同性的先驱相比，它有一个本质的差别，那就是今天的同性恋者普遍建立了同性恋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想要去寻求和建立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的伴侣关系，这样就和异性恋家庭一样，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家庭形态。

同性伴侣家庭

2005年，我在成都采访了相当数量的同志伴侣，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因为当时我在成都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男同性恋社群，所以我在这一部分所举的例子也都是来自男同这边。

林涛就是当时我采访的一个男同，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和他的伴侣一起生活了10年，这在当时的同志社群是非同寻常的事情。

问起同性伴侣生活是如何开始的，林涛就特别提到了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伴侣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另一个是他和他的伴侣工作都比较自由——林涛是个导游，而他伴侣是一个售卖工艺品的小业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为同志家庭的出现提供了非常关键的结构性支持。在座各位可以想一想，在以前的单位制度下，两个男人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你要么结婚，向单位申请独立住房；要么就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空间，没有隐私。

所以说那个年代走进异性婚姻，过一个所谓正常人的生活，私下里偶尔流连一下“飘场”，这样的“双面生活”对同志而言可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也剥夺了TA们不知情的异性伴侣获得幸福的权利，制造了很多“同妻”、“同夫”的家庭悲剧。

庆幸的是，一方面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人们建立关系和发生连接的方式；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式微，人们更加重视个人权利，追求个人自由。所以说今天的年轻同志，就不再需要或者是不再必须去重复前辈的老路了。

杰是我2005年在成都采访的另外一位男同，他和他的伴侣曾经是成都同志圈里的一对模范伉俪。他们不仅在一起生活了8年，在经济上也不分彼此，一块买房买车。

当谈到对这段关系的期望时，杰说：“我希望两个人能够一辈子走下去，但是这样的结果我也没听过，也没看过。“这样带有某种实验性质的东西，他自己有时候也不确定，但是 他很坚持一定要去创造。

虽然当时在成都我采访的好多同志对杰的做法是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和李银河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已经很不同了，他们羡慕并且向往这样的一个关系模式。

同志家庭是需要想象的，最狂野的想象莫过于和异性恋家庭一样可以生儿育女。我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同性恋者过去一直在生孩子，怎么生呢？走进异性婚姻，结婚生子，那曾经是中国绝大多数同性恋者的宿命。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在同性关系的框架下生孩子。

Gayby Boom

我在同志社群做了将近20年的研究，过去15年，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一个 Gayby Boom，也就是同志生育潮开始暗潮涌动。可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一起生孩子，这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

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了现实，这也得益于影响同志生活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那就是新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比如互联网，我估计超过99%的同性伴侣，包括我和我的伴侣，都是通过互联网认识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辅助性生殖技术为代表的生物医学技术。同性恋者要成为父母，一般来说会有三种形式： 收养，形式婚姻，跨国辅助性生育。

同志在理论上是可以收养孩子的，但是在实践操作中，还是异性恋的已婚夫妻更可能被优先考虑。而且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同志社群好像对收养这个选项也不是很积极，所以我十几年前在同志社群做研究的时候，不但没有生孩子的，也没有什么收养孩子的，比较少。

另外两种形式都不同程度和辅助性生殖技术有关。一种就是一个男同和一个女同缔结的形式婚姻，如果双方同意，他们可以一块生孩子。这个方式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在法定婚姻的框架之下，经济成本比较低，制度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它的情感成本很高——因为形式婚姻它不是真正的婚姻，俩人没有真正的感情，我俩人都不熟，还怎么养孩子呢。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跨国辅助性生育。虽然运用辅助性生殖技术去解决已婚夫妻的不孕不育问题，这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包括同志在内的单身人士依然被排除在外，如果你们要生孩子，经济条件又允许，那可能就只能到国外去生了。

这项技术的发展，迫使人们重新去审视性别关系、亲属概念和育儿实践等重要领域，在为一些家庭创造希望的同时，也在伦理层面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其中最具争议的代孕为例，女性辛辛苦苦怀胎十月，最后把这孩子拿走，对女性来说存在着身体和情感上的双重异化。而从全球的领域来说，代孕服务的提供者，往往都是来自于族裔、阶层，甚至国籍中的弱势群体，比如说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而这项服务的使用者、消费者，往往都是来自于特权人士，比如西方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这是很典型的全球不平等。

正是因为这些争议，目前也只有在极个别的国家，商业性代孕是合法的。但是另一方面，辅助性生殖技术确实是为同性家庭 建构亲缘关系 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那么同志社群现在作为代孕服务的一类使用者，就必须去正视，并想办法去应对和缓解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

为什么说辅助性生殖技术为同性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呢？同性伴侣家庭和异性恋家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大家都能想到，在异性恋家庭中，孩子和父母双方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在同志家庭中往往只能和其中一个有血缘关系。但是辅助性生殖技术，尤其是IVF技术，是可以在同志家庭中建构血缘连接的。

比如说在女同社群中非常流行的“A卵B怀”，就是一位伴侣提供卵子，做成了受精卵以后，植入另外一个伴侣体内，由她来怀孕生育，这样出生的孩子和两个妈妈之间都有生物上的联系。

再比如对男同而言，伴侣双方各自提供精子，然后寻找一个共同的捐卵者，或者是一个代孕母亲，这样生出来的儿女，和两个父亲是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TA们彼此之间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由于辅助性生殖技术在实践中的不可控因素非常多，所以出现这种理想状况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这也让那些成功了的拉拉妈妈和男同爸爸们倍感庆幸。

除了技术以外，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同志生育潮涌动的的另外一个重要推手，就是新的生育政策。大家可能都知道，2015年我们国家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标志着我们的人口治理从控制生育向鼓励生育转变。

随后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特别是2016年1月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

同性恋家庭与异性恋家庭越来越接近了吗？

无论是从形式婚姻到长期伴侣，还是到今天的生儿育女，同性恋的家庭看上去好像和异性恋的家庭越来越接近了？我的研究显示，这些其实也并没有反映出同性恋家庭的全貌。

大家知道同志家庭目前还得不到国家和法律的承认，缺乏制度性的支持，但是这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为同志家庭创造不同的家庭实践提供了空间。这里我想分享一个阿正家的故事。

阿正和男友在一起生活了六年以后，小男友加入了进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三人家庭的生活。三个大男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那是怎样的场景？阿正说，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新鲜，时间长了也就是过日子了。

当我问到两人家庭和三人家庭的区别的时候，阿正说是各有利弊，快乐和付出是成正比的，但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这个三人家庭，俩人也许走不到这么长久。

这就使我想起了在西方，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就开始做一些比较研究，这里我想让在座的各位猜一猜，异性婚姻、男同婚姻、女同婚姻，这三种婚姻形态，哪一个的离婚率最高，哪一个的离婚率最低？结果可能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的：

男同离婚率最低，女同离婚率最高，而异性婚姻离婚率位居中间。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阿正那个家庭的故事就说明了一些原因。女同对情感要求是比较纯粹的，一旦出现出轨或者背叛，两人会选择分开。男同在性的问题上更有可能实现更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配偶中常见的矛盾对男同婚姻影响较小，反而这个家庭是更加稳定的。

和阿正的研究是在2016年做的，在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也特别去联系了阿正，一方面是想征得他的同意，在这个演讲中分享他们不一样的家庭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好奇现在这个三人家庭怎么样了。阿正告诉我说，一切都好。这样算起来，这个三人家庭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了。

安妮是我采访的另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安妮是一个律所的高级合伙人，和伴侣生活多年，她们也想要孩子，但是安妮很忙，又要养家，伴侣身体不好，岁数也偏大，所以说她们不是像一般的女同那样是自己生孩子，而是选择到美国去代孕。安妮的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和她的一些同志朋友构建了一个小型的 同志乌托邦。这个小型的乌托邦之所以能出现，其实还要归功于一项影响同志的地方性政策。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上海的朋友，在上海，如果你是自己有居住证而没有上海户口的未婚人士，你是不能买普通住宅的，只能买商住两用楼。所以在安妮和她的伴侣所居住的楼里，她后来发现左邻右舍不少都是同志。因为大家都受这个歧视性政策的影响而到这儿住了，大家长期你来我往，互相走动，最后就很熟了，甚至还一起搞会所。

除此之外，安妮还有一帮关系特别密切的拉拉姐妹，平时安妮忙，她们就帮助安妮家照看孩子，拉拉姐妹需要买房子，需要用钱，安妮和她的伴侣也是力所能及地给予支持，所以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面，这帮情投意合的圈内人就成了家人。

最后我想谈谈，今天中国同志家庭的实践对于社会大众有些什么启示。

我们以前都会预设，生育只有通过异性恋才能实现，但是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城市里面好多异性恋夫妻选择了丁克的生活方式。反观一些同性的家庭，像我讲的这样，尽管面临身体和制度上的障碍，却巧妙地利用政策的变化或者是新的生殖技术，实现了生育的愿望。

在生育这个问题上，同性恋家庭、异性恋家庭两相对比，好像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并不是生物因素，而是社会经济和法律政策的因素。

除去生育之外，我觉得同志家庭对我来说更大的意义是在于，他们体现了行动者对于社会结构的独创性和能动性。

因为大家知道，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

这样选择的家庭， 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承诺或者放弃责任，比如大家可以看到阿正的故事或者安妮的故事，而是引导两者在新的家庭形态中进行重组，从而为开创新的人际关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看看今天中国当下，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际关系更加的疏离，缺乏关爱，缺乏信任；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对个人的保障也不够，让很多人感叹“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很多人因此出现广泛的集体性焦虑。

在这个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下，当面临亲密关系、育儿、养老等诸多结构性困局的时候， 同性恋社群在探索人际交往和社会连接的可能性方面，或许是走在了前面的，能够给主流社会以特别的启示。

此外，在社会政策层面，对于这些自下而上的民间开创的亲密关系的具体实践，我希望政府和国家也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回应。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