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种人就是这儿有问题。」坐在胡同口的中年男人，一边指着自己脑袋一边对我说，「整个儿一不男不女。」

坐在一旁的中年女人斜着眼打量了我一番，发问道，「你等他呀？」我点头。他们二人发笑，似是欲言又止，便转过头去不再继续这段对话。几分钟后，中年人望着胡同口，压低声音提醒我，「来了来了。」

「不男不女」的超小米

我在等的人叫超小米，TA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公开出柜的「流动性别者」，即认为自己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的跨性别者，亦被称为性别酷儿。(为了便于阅读，下文使用「TA」作为人称代词)

我向胡同口望去，TA身材苗条，穿着一身连衣裙，披着纱巾，一头长发。乍看上去与旁人无异，可定睛看去，TA留着胡子，面容是一副消瘦的男士模样。

我连忙走上前打招呼，超小米很礼貌的回应。那是一种中性的嗓音，更像是一位性格温柔的男士的声音。

TA并未直视我，而是一边打开锁住的店铺大门，一边为自己迟到的几分钟而道歉。我的余光看到，身旁坐在胡同口的居民和路人都在看向我们二人。我虽然已经做好了接受注视的心理准备，但依然略感不自在。可一旁的超小米毫不在意，侃侃而谈的向我介绍着自己的女装古着店。

超小米一边泡柠檬水，一边与我闲聊。我们从明星八卦聊到社群红人，又从性别气质聊到LGBT运动。超小米滔滔不绝，虽是刚坐下不久，但我能够感受到TA的能量、TA对世界饱满的思考与丰沛的表达欲。

虽然我是一位长期关注LGBT社群的作者，见过形形色色的个体，但我依然很难不注意到TA的胡子与吊带背心之间产生的冲突感。

很显然，超小米深知这种冲突感的存在。TA一边倒水，一边戏谑着说，「他们说我是怪物，那我就更怪，好像我在乎他们说什么一样。」

喜爱「中庸」的国人往往不愿意在人群中出挑，哪怕围观者也更愿意在背后议论，而非正面与他人产生冲突。超小米的与众不同则打破了这种默契，被陌生路人「指着鼻子骂」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你是李玉刚吗？你这是艺术吗？你什么都不是！什么东西就打扮成这样出门。」这是一连串源自一位陌生中年女人的碎碎念。那天超小米如往常一样坐在公交车上。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年女士侧着脸看向窗外，表情似是欲言又止。很快，TA便忍不住在车厢内发表了上述「演讲」。值得玩味的是，TA并未看向超小米，脸依然侧向窗外，但分明是在指桑骂槐，骂给超小米听。

日常通勤中的超小米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TA哑口无言，TA震惊于这位女士向一位路人表现出的攻击性。更冲击TA的，是没有一位旁人对上述攻击性的言论作出任何反应，似乎没有人说过话一样，但分明全车人都听得到。

虽然车厢依然嘈杂，但对于超小米而言，那却也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寂静。

在顺从中找不到自己，便在叛逆中寻找自己

「这种太多了，早就习惯了。」超小米对TA所面对的一切表现得风轻云淡。但这却反而激发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好奇超小米表面的平静背后，真的如TA所表现的那样淡然吗？又是什么让TA有力量面对这一切？

但超小米似乎习惯于把作为普通人的那个自己隐藏在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之后，TA喜欢谈论性别气质、酷儿理论，TA试图向我说明少数人群的「现身」与「可见」对于促进社会接纳的重要意义。

可实际上，我更好奇的问题是，「你真的喜欢穿裙子吗？」

超小米在听到这个问题后迟疑了半秒，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重新回到了「观点」的逻辑上。TA说，「我觉得差异性是要被看到的。」见我似乎没有听到满意的答案，TA还进一步帮我想好了可以写进文章的语言，说「文章里你可以这样去写。」

紧接着，超小米蹦出了一句让我惊讶，却也并不惊讶的话，「其实我并不想穿。」

超小米是山西人，80后。TA安静温和、敏感细腻，不喜欢冲突性强的体育运动。那是一个同性恋依然是犯罪的时代。报纸上会有因同性恋而入罪的报道。这让生理性别为男性，却对男生有好感的超小米感到困扰，TA一度相信，「长大就好了。」

2000年，抱着对性倾向的困扰，超小米进入西安一所工科院校学习计算机。在大学里，他与一位异性恋男生建立了亲密关系。虽然他们在毕业时分开，但男生的一句话让超小米印象深刻，「我在跟你交往的时候，没感觉你和其他女孩有什么区别。」这让超小米开始思考性别对于TA的意义。

2005年前后，同志网络论坛正当其时，超小米起初认为自己是男同志，TA试图在男同文化中的「攻受」框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总感觉他们不一样，但有说不清楚哪里不一样。」但超小米始终在努力适应性别、适应性取向，以及社群中的规则。

超小米在论坛中结识了一位性格和观念都很合拍的男生，约会也十分投机。但这位男生后来的一句话，对TA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和如今相似，当时的男同社群也普遍流行「圆寸」、「短发」。而这位男生在与超小米确认情侣关系前对他说，「如果你能把头发剪短，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短发与否虽是个人偏好，但男生的这句话却彻底击中了超小米心中一直以来最为敏感、也最为紧绷的神经。

超小米一直以来对性别与性倾向的困扰与迷茫，以及那种磨平自己的棱角只为融入的委屈，在那一刻彻底爆发。

第二天，TA做了一个改变TA一生的决定——去买一双高跟鞋。

从帆布鞋，到高跟鞋

超小米说不清楚原因，但TA笃定，TA一定要这样做。

北京王府井东方新天地商场内，超小米坐在长凳上，直勾勾的看着身旁的39号高跟鞋，内心翻涌，有期待，也有恐惧。十多分钟的心理建设之后，TA缓缓脱下基本款帆布鞋，穿上了那双高跟鞋。

站起来的那一刻，TA感觉世界瞬间变成了真空。TA太紧张了。从商场的长凳，到门外的那不到50米，是TA人生中走过的最长的一段路。从未体验过的触感，需要重新适应的步伐，旁人投来的目光，那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时，迎面向TA走来一群刚下班的工人。有人吓了一跳，有人用手指着超小米，有人交头接耳。「没想到，就在那一瞬间，我解脱了，」超小米对我说，「我找了20多年的那个自我，就是在那一个刻觉醒了。」

那种觉醒，不是对于某种性别的认同，也不是对于某种框架的归属，而是一种对自我的归属，超小米说，「因为我知道，这时我自己的决定，不是任何人的决定。」

超小米深知，在TA决定踩上高跟鞋的那一刻，TA就「选择了游戏的Hard模式。」如今，超小米除了从事同志公益活动，也在经营着一家女装古着店。但近两年的生意难言红火，恰逢疫情，更是将TA赖以生存的事业推向了生死关头。

「以世俗的标准要求，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一败涂地，」超小米戏谑着对我说，「快40岁的北漂，没车没房没户口，连生存都面临困境。吃饭的钱，也是家里人垫上的。」

说到这里，超小米的声音变小了，语调也不像之前那样底气十足。「朋友的感情都稳定了，都有孩子了，房贷都还的差不多了，按部就班的传宗接代也让他们的父母感到满意。」

超小米没有看向我，TA似乎在自言自语，「我去直面它(生活)的时候不痛苦吗？」TA停顿了一下，「也痛苦。」

TA说，今天是TA来北京十一年来，最艰难的一年。「我在疫情期间，关在家里的时候，每天考虑的就是吃喝拉撒。又回到了动物性的一面。」

这种社会性的「休眠」对于超小米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正如TA说TA永远不会回老家山西，因为那里「没人听TA说话」，「那是一种社会性的死亡」。

沉寂了半刻，我问TA，「你怀疑过你的选择吗？」

听到我的发问，超小米悠悠的说，「我曾问过自己，我的坚持值得吗？」但似乎一下子回过神来，TA说，「我还没有完全输下来，我不想将就，我不后悔。」

超小米挺直了身，对我说，「我的骄傲在于我的所有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不是为了别人的评价、所谓的成功与失败或是那些荣华富贵而活着。」

「或许我离心中的那个超小米还很远，我想要的那个东西不是为了别人、为了社会、为了财富，」超小米说，「而是为了我心中的那个希望。或许我走的路广袤无垠，我想要的遥不可及，但我的骄傲在于我在以龟速前进，我的所有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在找寻自己生命的价值。」

我倾听着超小米的话，TA的眼睛里闪烁着光。